我二十岁时她六十六岁。六十六岁的她并不因为胖而显得比同龄的老人年轻。相反，她额头上刀刻似的皱纹，臃肿肥胖的身体，粗糙的双手，说她六十六岁不知情的人只是一笑——当作了笑话。
她的人缘却很好。热血江湖私服四周住的都是几十年的老邻居，谁都可以端个碗边吃边过来串门。只要进了她敞开的大门，又正赶上吃饭，她会热情的邀你一起吃，就算你婉拒，她也会不由分说的往你碗中夹最好的菜。家里做了什么饺子包子糖饼之类，她准会一份一份的分好，再让我们这些孩子一家一家送去。
我却和她不亲热。我不喜欢她响亮的大嗓门，喊我回家吃饭的声音能让半公里外的人都听的清清楚楚。我也不喜欢她做的菜，那些菜不是咸就是辣，色香味三项里一项都占不到。还有她那些永远也改不了的陋习：还在说着话忽然“嘿“一口浓痰直接吐到地上；永远不知道用手绢去揩鼻涕，总是捏完鼻涕后再直接捏捏抹布；要是她打起喷嚏来，那可真称的上“惊天动地”。还有她睡觉打的那个呼噜，从小住在铁道边的我能在火车汽笛里睡的酣香，可是睡在她身边，不要说睡了，耳膜都差点被震破。
她大概也是不喜欢我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孩子的孩子里唯一一个不是由她带大的。每次和父母去探望她和外公，虽然她也热情的迎接，尽力准备着合我口味的饭菜，可是，那热情里透出的一点点的客气，她不善掩藏的那一点点的生疏，总能被敏感的我捕捉到。而她对孙子外孙子的态度明显不同，虽然他们被她说骂，但是说骂声中无法比拟的亲热让幼小的我又是嫉妒又是羡慕。那时候不懂事，回家的路上我总是问父母，是不是外婆更喜欢男孩子。父母当然说不是。后来慢慢长大，慢慢懂事。懂事的含义是知道了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我于是不再问这幼年时一直纠缠我的问题。可是心里自以为明镜般透亮：我是父母奶奶的宝贝，可不是她的热血江湖宝贝。
想到这样的答案，恍然间是一种坦然，只是心里会有一点点的说不清的刺痛。
通常除了逢年过节，一般我去她家的次数不多。她的家是典型的小四合院的形式，这在南京这座大城市并不多见。据说，那年逃难，她和外公从北方农村逃到了南京，这座小四合院就是他们一砖一瓦亲手盖起来的。这些话我是从母亲那里听说的，有的时候想起来问她，她总是淡淡一笑，对于那个深沉哀痛的年代，她似乎并不愿多提。
她家的厨房我也没有再在别人家看见过。大灶，大锅，一口锅足已当小孩的澡盆。大灶大锅下烧的是她从邻近小山上拾的柴。还有一个拉起来十分有趣呼呼作响的风箱。所以靠着厨房还有一间堆满树枝树叉的柴房。从这大灶大锅里煮出的米饭和贴出的糖饼带着浓郁的香味，我说过，我并不喜欢吃她烧的菜，可是米饭和糖饼，特别是面皮有嚼劲，馅儿是芝麻糖的糖饼，我能一口气吃上四个，吃完了还觉得意犹味尽。
不知道是不是我偶尔间说过，有时她打电话来用她那响亮的嗓门说：“没什么别的事，刚刚做了糖饼还热乎着，你来吃吧？”我上大学第一年，妈妈来看我好几次，每一次打开的塑料袋里都有一个扎的很紧的布袋，袋子里是排列整齐的一个个雪白的糖饼。那么远的路程，好几个小时的私服火车，我和妈妈说过很多次不要带了，我吃不了多少，宿舍又没有冰箱。妈妈说：“我怎么不知道？可是你外婆非让我带上。这也是你外婆的一片心啊。”
这多少有点矫情的话让我有点不自在。可是再回去看望她时，没有像原来那样只觉得是敷衍应付。她的饭还是那么香，菜也还是那么咸辣，然而从她看我的眼光，有什么是慢慢改变了。我和她聊着大学生活，她抽着烟侧着头听着。那样一个宁静的午后时光，阳光温暖的洒在院子中落在我们身上。我们彼此心照不宣的温暖着。
大学的生活五光十色，总有新奇忙碌的事情一堆又一堆的等着我。忙完期末考，才想起来，已经很久没有打电话给她了。拨通号码，电话那头“嘟嘟”的一直响却没有人接，我看看手表，这样的时间她应该正坐在院子里边和她的老邻居们扯着家常边择着午餐要用的菜。她会去哪呢？我乱七八糟猜测着，直到电话那头出现忙音。
我有些慌慌的收拾行李，当晚乘火车回家刚好碰见拖着疲惫身体的母亲。果然从母亲那得知，外婆住进了医院。病因暂时还不知道。那时她已病了一个多月，却执拗的要母亲不要告诉我，怕影响我学习。
第二天我去看她。她正盘腿坐在床上和邻床的老妈妈大声聊着什么。那是第一次，当我在走廊过道里听见她的声音时，心，柔软的一动。她看见我进来，目光一亮。我能看出她想抑制的高兴，她似乎不满又得意的抱怨：“就这么一点小病，你妈他们非要我住院，真憋的慌。”那天正说着，几个老邻居提着水果出现在门口。她忙往里让着拍着床垫让他们坐下。邻床的老妈妈对我说：“每天都有不同的人来看她。”她的好人缘终于在她生病期间让我大大见识了一番热血江湖私服。
后来她执意要出院，医院也查不出她到底什么病，只得叮嘱她好好休息后遂了她的愿。
她依然没什么改变，除了饮食母亲和二姨她们严格控制的清淡以外，她的生活习惯一样都不少。身上依然带着呛人的烟味，喊起人来还是那么大响彻半公里的嗓门，有的时候打起不听话的堂弟来手还是那么重。
我曾经爱吃的糖饼，她当然也没有忘记。隔三差五就做一次，做了就让母亲装满袋子提回来。母亲不好拂了她的好意，糖饼一袋一袋渐渐填满了冰箱每一点空间。二十二岁的我开始对一切高糖高脂肪的食品抗拒，吃菜只吃蔬菜不吃肉，就连米饭，因为某本时尚杂志上说米饭属于碳水化合物，吃多会长肉，于是我也很少吃。这一切她当然不知道。看似不起眼的糖饼其实又费时又费力，当我有一天开始怀念它的味道时，我总是想象着那时她做糖饼时快乐又愉快的心情。这小小的糖饼中有独属于她的味道，只可惜，那时我不知道，而知道的时候，又太晚了。
当我对冰箱里的糖饼都懒的看一眼时，母亲他们正商量着怎样庆祝她的七十大寿。二姨甚至买了一块上等绸缎，给她做了一件中式夹袄。请帖也都偷偷买好了，只等着写的一手好字的大舅从外地赶来。每个人都兴奋紧张的准备着，想给吃了半辈子苦的她一份惊喜。
可是这一份惊喜她终于没有等到，瘁不及然砸在我们面前的是谁也没想到的噩号。她坐了几十年的那只小木凳倒在一边，几个人把她从院子里凸凹不平的地面背起来火速抬往救护车时，她还微笑着对他们说：“没事的，回来吃饺子。”
接下来的几天现在想起我依然犹如梦境。黑纱白幡的屋子，目光呆滞嘴唇嗫虚的外公，哭的几乎晕过去的母亲，洁白墙壁上多出来的她微笑的遗像。
这是我此生第一次参加的葬礼，被一波一波强烈的悲伤和痛苦冲击着，整个人却好象麻痹了。懵懵懂懂的跟着他们的脚步，在灵堂前和他们一起哭着；在火葬场看她安详的躺在一堆花中间，好象她睡的很深沉酣甜；坟山上那些随着火焰飞舞的纸钱，和烧的劈叭作响的她没来的及穿上为她七十岁准备的新衣慢慢燃尽，黑色轻舞的灰微雨一般落在我的身上。
懵懵懂懂间，我知道她去了彼岸。我知道死亡的意思是这个世界上从此以后不再有她这么一个人，而慢慢的，人们也会淡忘她。
可是日子一样的往前。但是缺少了她，拿起电话，电话里不再有她的声音，打开冰箱，冰箱里再也没有她亲手做的糖饼。去看望外公时，没有她臃肿肥胖的身体在屋子间进进出出，没有她爽朗的大笑和惊天动地的声音，甚至她的那些我一直厌恶的陋习也一并消失了。那些老邻居们偶尔也来只是和寡言的外公说不了几句话就又回去了。小四合院一下子安静下来，这种安静是没有她的孤寂与冷清，就连阳光掉落在热血江湖天井里没有她厚实背影接着那明亮的色彩也暗淡忧伤。
在她葬礼的半年后，我才慢慢意识过来，而心，每一次想起她都会被卷了刃的刀磨割一般，钝钝的痛。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在她去世后，外公一直郁郁寡欢，她去世后的第二年外公也随她而去。南京流传着一种老说法，若是上天原定的夫妻，另一方终会在一方去世后的三年里跟随而去。安葬外公时，我一直想着这浪漫悲壮的传说。可是心里却愿意相信，她终于和外公在另一个世界相逢。
我们几个小辈都长大了，也都很快有了各自的生活。
时间飞逝，悲伤仿佛也随着时间推移。那座小四合院里重新恢复了热闹——母亲他们经过商量后将几间屋子租了出去。南腔北调的声音往往在我踏进小四合院还在犹疑是否来对了地方。
她和外公的遗像始终在堂屋的最明亮的墙壁上。每看一眼我都知道，那种悲伤并没有离去而是深潜进了心里。
去年中秋的傍晚，我挤在公车上，和所有人一样急急忙忙往家中赶。公车上很嘈杂也很拥挤。到了一站，车门打开，我无意中望去，整个身子一震。周围的人群都变的无声。我呆呆的望着才上来的那名乘客。那是我再熟悉不过的背影，肥胖，宽厚，齐耳短发里夹着银丝，灰色打着细密补丁的宽大衣服~我不由自主的向前挤去，想看的再清楚一些。那名乘客在这时回了一下头~
我当然从一开始知道那不是她，只是和她相似的背影。那在拥挤的私服人群里和视线里忽隐忽现的背影，我依然呆呆的凝望，我知道上帝用这样的方式让我和她重逢。
深藏在心里的泪水终于在那一刻，在没有人注意的那一刻，在我长发的遮掩下，滚滚而落。
